《家春秋》——十大幸福城市的家庭记忆

在改革开放30年的背景下，哪些城市的幸福感更高？12月25日，《了望东方周刊》发起并主办的“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与推选活动揭晓，并在春城昆明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十城市获评本届最具幸福感城市。

早前报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中国人”

反向新闻辞典：幸福的2009

早前策划：伤城——谁是中国最伤心城市

这才是幸福（资料图）

2007年12月23日,戴着白口罩的厦门

网友自发到PX工地聚会庆祝PX项目迁建。经过厦门人的努力抗争,这个特大污染项目终于迁建了。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还需要一个个公民参与。本报记者卢汉欣摄

杭州:梅家坞,难忘啃锅巴的日子

昆明:滇池、校园和我们的家

宁波:老家具串起的家族文脉

天津：一个家族的塑造与延续

唐山：我的家不在废墟下面

佛山：关润尧的治村大计

绍兴：捕鱼人家

长春：有轨电车恋曲

无锡：郭锦度的求富之路

长沙：毛泽东母校的三代记忆

不折腾，其实是对一个常识的重申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才能让中国人沿着30年前开辟的改革开放之路，作为自由的人而自由地幸福或烦恼着，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国家不断推进的善政善治，一点点的增进幸福，一天天地减少烦忧

当说到推进改革开放“不折腾”时，人民大会堂原本安静的听众席上传出轻松的笑声。

这是会心之笑，中国人太熟悉什么叫折腾了；这是放心之笑，中国人太不愿再经受折腾了；这是定心之笑，中国人太希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再折腾了。

不折腾，其实是对一个常识的重申：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聚精会神致力于增进以民生和民主为双轴的全民核心利益，必须锲而不舍改善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在内的公共生活，必须安定和谐中让民众免于匮乏与恐惧。折腾，恰恰是翻过来倒过去的自宫，是有害无益的内耗。

发端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伟大功绩彪炳史册永驻人心，给中国带来的万千变化简化为一条，就是让我们的社会告别折腾，回归正常。

回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折腾，不只是30年前的常态，更是数千年来的一种宿命。天下兴亡一度度，循环往复一遭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秦汉雄风、大唐盛世、两宋华章，都在历史的折腾中灰飞烟灭。即便衰世如明清，按数字统计的中国国力，也曾遥居世界榜首，但在内忧外患的折腾中，覆灭于极贫积弱。正是没完没了的折腾，让物质与精神的财富无法积累，一次次“归零”式推倒重来，始终走不出历史的隧道。反观英美等强国，民富国强经验有很多条，但都离不开数百年无大折腾，国力与国民幸福K线图总势始终向上。

“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同样可以做为今日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的写照。正因为改革开放为民族辟出了复兴的正道，给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所以宣示不能动摇；正因为中国发展进步仍然面临复杂的难题，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与民众的期待尚有较大的差距，改革仍要过大关，所以提醒不能懈怠；正因为一些人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些官员的发展观尚有偏差，所以直言不能折腾。

的“三不”，不折腾固然振聋发聩，成了“热词”，但与不动摇、不懈怠，却是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系统性阐述。

不动摇才能不折腾。改革开放总体上带来鲜花招展，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也免不了遇到一些荆棘，更由于一些改革推进得不彻底，一些制度尚有漏洞，导致转型期出现一些乱象。对此，民众虽有不满意，但绝大多数人决不同意走回头路，而是期待通过更彻底的改革去荆棘、治乱象。只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不渝推进改革，才能回应民众新期待。坚信不疑和坚定不移，任尔东西南北风，排除杂音，不受干扰，才能避免折腾，才能在30年成就的基础上为更加光明的未来开辟新境界。

不懈怠才能不折腾。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今天，内部各种矛盾凸显，外部经济环境恶劣，如果缺乏责任与担当，不思进取，不直面难题，不果敢破解，只会让矛盾激化，欲弭祸而祸弥深，最后的结果就是折腾，在折腾中痛失机遇，陷入万劫不复。必须看到，较之30年前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紧迫，今日面临的是一个总体升平繁荣的国势。然而，总势平静的水面下潜流奔突，总书记的提醒如黄钟大吕，每一个对国家和社会负有责任的人，每一个“在其位”者，都当扪心自问，对照当年的改革先驱，深长思之并奋起行动。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指出，基本路线不仅是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也是人民群众的幸福线。

今日普通中国人的烦忧，是在追求快乐与美好过程中庸常的烦忧，较之30年前不能自由追求的痛苦，已是天壤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找到了幸福的感觉，与不自由相比，庸常的烦忧何尝不是福？比如，当年的农民，食不果腹也不能外出讨生活，今日农民工，虽然遭遇欠薪或歧视，虽然权利不平等带来烦忧，但他们绝不可能同意失去“讨生活”的权利与自由。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才能让中国人沿着30年前开辟的改革开放之路，作为自由的人而自由地幸福或烦恼着，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国家不断推进的善政善治，一点点的增进幸福，一天天地减少烦忧。

在“三不”的郑重宣示之后，本刊一年一度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收官。我们将选择权交给市民，就是坚信：中国人的幸福线，就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见证和感受中。见证和感受，是一种力量，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强大民意依托。每一个中国人都坚定地呵护我们的幸福线，将成为阻遏“折腾”的防火墙。

杭州:梅家坞,难忘啃锅巴的日子

刚开始做生意，很简单，别人要货，他们从村里收过来，加点利润发过去。到了年底，一盘点，夫妻俩有点吓着了，这一年赚了1万多元。他们尝到了当老板的滋味儿

《了望东方周刊》记者丁仕松 杭州报道

锻铁大锅下柴火摇曳，锅底几滴水珠跳跃着，倏然化成丝丝蒸汽。春娟撬起一汤匙雪白的大油，均匀地抹在滚热的锅底和锅壁上，紧接着白米下锅，添柴煮一刻钟，待水分收干，火渐退熄，米饭柔糯绵软的香气就在暖暖的晨曦中散溢。

最撩拨人食欲的是锅巴，被柴火的余热烘烤后，大油沁进去，米粒厚薄均润地泛着一层焦黄。就着霉干菜啃一口，滋味赛过便利店包装精美的零食。

春娟姓孙，1961年生人，是杭州城郊梅家坞村的茶农。这里盛产西湖龙井。2001年，春娟装修了房子，开了以自己名字为招牌的农家饭店——“春娟茶楼”，泡龙井、烧土菜。

“土灶煮饭现在是特色，客人喜欢吃，都说香。能吃上锅巴，他们可高兴呢，很多10多岁的小孩从来没吃过。”春娟的表情却有点复杂—— 在她的童年记忆里，锅巴的焦糊味，总是和半饥半饱的感觉紧紧相连。

“土”的东西在这里很时尚

梅家坞村是个依山傍水的狭长山村，背靠狮峰山，梅坞溪穿村而过。由南到北有条梅灵公路，往南通向钱塘江边，往北穿过梅灵隧道，指向香火袅袅的灵隐寺。

春娟茶楼就在狮峰山脚，走下两米高的石砌阶梯，就到了公路，过了马路是梅坞溪和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溪边古树参天。

春娟家的农家院经过改造，现在是统一的中式风格，从窗棂、吊灯到桌椅，院落内还新建了一段回廊—— 空间有限，回廊仅有4米，没有曲折，摆上两张桌子，功能类似于凉亭。装修上还尽量植入中式书画—— 30厘米宽的《清明上河图》沿墙眉裱了一整圈，吊灯罩上也是。

为了招徕生意，这些装修就花了春娟家25万元。不过这其实并不是最吸引食客的，门口的土灶和架子上的自制酱鸭才是春娟茶楼的招牌。其他农家饭店也大抵如此——“土”的东西在这里很时尚，要土就土得掉渣。

这个冬天的早上，春娟一家人吃过早饭，喝茶晒太阳，和邻居闲聊着。米饭已经焖在铁锅里，旁边几只小煤炉上“突突”地炖着本鸡煲，一切准备停当，等待第一批客人来临。

因为是工作日，生意不比周末那么红火。春娟拉开院子里的藤椅，沏上一杯龙井，回忆起遥远但却滋味浓厚的锅巴。

“小时候家里兄妹多，饭不够吃，谁要活没干完耽误了吃饭时间，能吃上锅巴就很好了。那时候，吃不饱肚子，盛饭时把锅底刮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锅巴。”春娟说，最后吃饭的常常是妈妈，她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后来想想我们真不懂事，就知道自己没吃饱，没想过妈妈为我们饿肚子。”

春娟1961年出生在另一个茶村龙坞，兄妹五人，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童年在她的记忆中总是饥饿，没有新衣服穿，大哥穿小的给二哥，到她手上就是“四手”旧衣服了。父母拼命赚工分，养活五个孩子已经很了不起了。

“成年劳力做一天工是8角钱，我们劳力不够，吃的比干的多，需要向集体借，那时候叫倒挂户。”春娟回忆，为了填饱肚子，父母在出工前后，在自留地里种了些土豆，那个时候的土豆是要当饭吃的，青黄不接时吃得掉眼泪，也还必须填肚子。

可土豆如今是农家饭店的主打菜之一。日子渐渐好起来，油腻的胃需要调节。锅巴更是“极品”，有些好这口的熟客来，索性把米饭扒拉到一旁，直接从底下铲锅巴吃。

卖土货、卖环境、卖感觉

上午10点，一辆商务车径直停在春娟茶楼的门口。她认出是熟客，起身迎接，惊扰了趴在椅角慵懒晒太阳的白猫。一天的喧嚣通常从这时开始——10点之前，春娟更像梅家坞的家庭主妇；10点后，她就是茶楼老板娘。农民或者商人，什么身份她并不在意。

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茶村，10年前一直固守在山的尽头，种茶为生。虽然山北面就是灵隐寺、西湖和繁华的杭州，但山南山北却好像两个世界。

2000年5月，杭州市在灵隐寺和梅家坞之间开凿的“梅灵隧道”和经过梅家坞的梅灵路正式通车。梅家坞开始变得通达—— 往北，穿过隧道，就能到灵隐寺、西湖；往南，很快就是宋城和钱塘江。

过往梅家坞的车辆日渐增多，有村民开始在路边卖些茶叶、土鸡蛋，车上的客人也钟情于梅家坞未经雕琢的茶村风貌，乐意在此歇脚。有人开始摆茶摊，2元到5元一杯，很快，餐馆生意也开始有人做了。梅家坞融入了杭州的大景区，茶村不仅可以卖茶，还可以卖土货、卖环境、卖感觉。

2001年，春娟把自家的农居改成了“春娟茶楼”，可以喝茶、吃饭，兼龙井茶销售点。

“生意真正红火起来，是在政府整治之后。”春娟说。

2003年春天，梅家坞开始变样了，政府要让这个山窝里的小村落，成为“西湖风景区内最大的茶乡农家休闲村、杭州的金名片”。地下暗沟取代了蛛网密布的管线，精致的路灯杆换下了水泥电线杆，简易的预制板桥也变成了古朴的石桥。绿地、草坪、停车场、公厕、垃圾箱，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春娟熟悉的梅家坞。

茶客盈门，“杭州市区的、上海、嘉兴的客人都过来吃饭。”

虽然不是周末，春娟茶楼这天中午有4桌客人，每桌都吃了一只本鸡煲。春娟时不时要上前询问：“这个菜味道怎么样？鸡煲里要不要加点青菜？”

“生意还可以，我们吃苦过来的，比较知足，也很珍惜。”春娟记得，1988年第一次赚到一万元时，感觉“发财”了，现在日子越来越好，反而愈发平淡。

第一次赚一万元“吓着了”

上午11点，梅灵路边已经停满了车辆。前前后后的茶楼，很多伙计跑到路上，指挥车辆停靠在自家门口，希望他们能在自家打尖。茶楼多了，茶村经过10年的蜕变，邻里之间开始有了竞争，商业越来越深地嵌入生活。

“我16岁时，自家做生意还是禁止的。半夜三更地起床，偷偷摸摸地背回来毛竹丝，编竹篮子，没用完的毛竹丝要藏好。天蒙蒙亮拿到灵隐寺去卖给烧香的远路人，5毛钱一只。那时候做一个工才8毛钱，卖2个竹篮就够了。”春娟说。

就这样偷偷地编竹篮、卖竹篮，竟然编出来一辆自行车，“飞鸽牌的，87块钱。那年头凤凰、永久是要凭票供应的，一个村只有一两辆，我们只好买别的牌子。买自行车之前一家人很郑重地商量，置办好大一份家产啊。”春娟说，车子买回来，一家人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半夜起来看看擦擦，下雨天根本不舍得骑出去，怕淋湿了沾泥了。

2006年，他们家添置了一辆本田奥德赛，这时却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兴奋了。

1983年年底包产到户，1984年开始各人在自家炒茶叶，当年还是国家收购；到1985年就要自谋出路了。“刚分时有想法，对做生意很害怕。茶叶到个人手里怎么办？国家不收购了，茶叶卖不掉怎么办？”春娟74岁的公公徐根生回忆。

以前生产队的供销员，分产自销后成了第一批茶叶贩子。“慢慢地，大家就不慌了，集体时每斤茶叶卖5元，分产后，最好时能卖8元。”现在，最好的龙井卖到好几千元，在农家饭店喝茶，每杯的价格就是10元。

1988年，“贩茶叶的都发了”，他们也琢磨着自己把茶叶卖出去，“正好有个舅舅家的表兄在长沙，部队转业的，和我们说可以卖给湖南的茶叶公司，我们就把茶叶送过去了。”春娟说，刚开始做生意，很简单，别人要货，他们从村里收过来，加点利润发过去。到了年底，一盘点，夫妻俩有点吓着了，这一年赚了1万多元。他们尝到了当老板的滋味儿。

到了1990年，春娟家已经攒了五六万元，他们觉得必须把房子盖起来。“这个房子是1990年盖的，花了10万，当时就想盖牢固一些，用了钢筋混凝土的框架，钱不够，还向亲戚借了两三万。那时候赚了钱就是为了盖个房子，乡下人有了房子，心就安定了。”

1993年，生意突然出现意外，湖南茶叶公司倒闭了，欠了她家4万元货款，只能把在北京的一间柜台转给春娟家抵货款。被逼无奈，她开始闯荡北京，承包北京一家军校军人服务社的一个柜台，“从早上8点站到晚上，租150元一间的小房子住，晚上墙皮唰唰往下掉，冬天囤积几十棵大白菜，一个冬天都要吃的。”

后来又到北京马连道茶叶市场开批发部，一下有了两个摊位，花50元买了辆二手自行车，两头跑。“生意稳定下来后，我把儿子、老公都接到北京，租了个450元的大单间，有10来个平方，后来又租了个两居室的房子。”春娟回忆，再后面，开始慢慢走上轨道，2001年回来开茶楼后，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路都铺好了，现在的一代太幸福了

这天下午，春娟又打电话定了5只鸡，预备晚上的生意。

打理这家茶楼已有8年，虽然现在经济也宽裕了，春娟还是不愿请人来管理，“自己的招牌，自己管放心。”她也不愿透露一年能赚多少钱，“10多万总是有的。”

事实上，这个村子现在有600多户人家，年均旅游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

春娟半开玩笑地说，26年前，她嫁到梅家坞的“价格”是1000元。“1000元彩金，感觉像做生意，卖女儿。”春娟说，“1982年，还没有分产到户，家里穷啊。结婚前，和他也没见过几次面。知道他爸爸是梅家坞生产队的干部，家里房子盖得挺好，又送来了这么一大笔彩金，家里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春娟结婚时穿的呢子大衣，她到现在还收藏着。

1983年，生产队干部徐根生家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怀孕的春娟一样要干活，挑大粪，上山砍柴，怀孕7个半月时，人还在茶地里锄草，肚子疼了，孩子早产，“生下来和芋头一样大”。

现在，春娟的儿子徐松已经26岁了，也已经开始创业。父母拿出70多万元在杭州茶叶市场租了门面，让他做生意。在城里帮他买好了房子，明年装修好做他结婚的新房。“就一个儿子，条件有了就体面点，不能和我们当年比。”

徐松的爷爷徐根生说：“路都铺好了，现在的一代太幸福了。”

2004年，为了怕徐松太安逸，春娟还特地送他去参军，锻炼锻炼。 现在，她给家里每位老人都买了保险，一次性交2.5万元，以后每个月返还580元，再加上农村合作医疗，一年个人只需交100元，老年人的日子就有保障了。

四川大地震后，春娟报名要求领养个孤儿，后来因为条件不符合没有如愿。她在报上看到可以资助灾区的学生，赶紧报名对口资助了一名初三学生，每年2000元。“前几天，孩子给我写信了，我回了封信，希望她过年来我们这儿，给她买套新衣服。”

春娟希望明年多资助几名学生。她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慈善行为。她说，自己赶上好时代了，日子好过了，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20多年前，1000元的彩礼就让春娟定下了婚姻大事；20多年后，2000元对于春娟来说，已经不再是决定人生的重要筹码。而时代就如同村尾那条穿山而过的隧道，为春娟和梅家坞的人们打开了一条豁然开朗的通道，无限的可能就在眼前。

昆明:滇池、校园和我们的家

30年前，他因为在干校用试纸蒸出好馒头而欣喜,现在，却为如何让政府更多地采纳自己治理滇池的建议而奔走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昆明报道

昆明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本部。大门上有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的题字：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在化学化工学院的五层走了一圈，最后还是不得不给李康龄打了个电话。他说：“521教室。”按着门牌寻过去，才发现刚才曾路过这里，只不过满屋陈旧的设施和药瓶，使它看起来更像个仓库。“过去有三间屋子，扩招后学生多教室紧张，就剩下这一间了。”不过他似乎很满足这样的工作环境，“学校很照顾我们了。”

陆续有和李康龄年龄相仿的老人走进来。他们把从滇池里取来的水样装进试管，然后再投入各种化学试剂，反应的结果可以显示这些水样的质量和变化。

窗外的天空蔚蓝如洗，绵白的云絮懒懒地飘来游去,就好像时间从人的心底静静流过，只留下或阴或晴的记忆。

化学专家掌握了馒头的酸碱度

李康龄家的故事，要从1953年讲起。这一年，23岁的李康龄从云南大学化学系毕业。

年轻的李康龄几经辗转。他先到赴朝的铁道兵部队报到，然后去南京军事学院读了研究生。这批人是按照院长兼政委刘伯承的要求召集在一起的，目的是应对那个纷乱年代的最大威胁：原子、化学特种战争。

1958年，李康龄来到了遥远的北京，进入一家防化兵研究院工作并且被派到苏联留学。1962年的暑假，32岁的李康龄回国探亲，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结婚。

妻子王若碧的表嫂是李康龄的姐姐。40多年后说起来，她觉得那时李康龄的优秀吸引了自己，加之有亲戚关系，一切也就顺理成章。

王若碧是1957年从西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在四川工作两年后回到昆明。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知识分子家庭，除了分居两地——王若碧对那些年的记忆，就是昆明和北京之间连绵不断的“两地书”。

这大概是年轻时的李康龄和王若碧最觉辛苦的事情：即使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也不能保证。不过作为巨大系统中的两个“螺丝钉”，他们并不觉得生活上的困难能阻碍自己身处其中的宏大使命,直到“运动”高潮迭起。

“我在运动的时候受冲击不算太厉害。”李康龄说，留学苏联的经历使他不可避免地要被“关照”，不过又查不出所谓“间谍”、“特务”的证据，最后定性为“受影响比较深”。

不久，李康龄去了江西吉安的五七干校。在赣江边的一个食堂里，留苏化学家李康龄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分配我去食堂当厨师，上灶的那种。”李康龄现在说起来都很兴奋——他先解决了米里的沙子问题。

那时大米质量不好，混杂有很多沙粒。李康龄就设计了一个淘米机，利用比重不同，把糠壳浮在最上边，沙石沉到最下层，大米则留在了中间层。

后来，李康龄又用化学知识解决了馒头问题。“咱们南方人蒸不好馒头，要么碱大，要么碱小。”他让朋友寄来试纸，精确地掌握了馒头的酸碱度，大受欢迎。本来安排他在食堂呆3个月，结果后来就一直没离开。

繁重的体力劳动，治好了李康龄的失眠症，他说那时大家都觉得可能要一直扎根农村了。

罗霄山脉的冬天要比昆明冷得多，食堂里香喷喷的馒头却带来了意外的成就感。但欢喜过后，下放干部李康龄总有些怅然若失。

被“抢”到了云南师大

这个时候，在千里外的昆明，云南师大附中教师王若碧也有着自己的郁闷。

“那时的口号是要走出课堂。”王若碧记忆犹新，“可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以找老工人讲资产阶级剥削，可是怎么可能都走出课堂呢？那还要学校干什么？”

后来干脆提出了“读书无用”，人民教师们也开始受到冲击。王若碧这下就更不理解了：读书无用，国家怎么建设呢？

困惑和愤懑中，辗转的书信便成了两个人的最大慰藉。寄出一封，就盼着对方的回音。

当然，失序的社会，偶然也会带来些惊喜。一直被别人管理改造的李康龄在1971年派往贵州“支左”，“一下子开始管别人了”。

李康龄的工作组属于中央系统派驻的，级别很高。最让他欣喜的是，与王若碧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书信邮寄的时间减少很多。

1974年，中央决定停止“支左”，军代表们有两个选择，回北京或家乡。李康龄选择了昆明。

算起来，李康龄其实是中国第一代防化兵科研人员。他在北京的同学和同事，至少也是大校，很多已经到了副军职。

不过李康龄并不后悔。漂泊了20年，他一定要回家，回到妻子和女儿身边。44岁的李康龄，终于有时间陪女儿玩耍。

回到昆明，在军队系统又工作了10年，李康龄转业了。转业的过程让他感慨万千。经过70年代末的大变革，知识和人才引起了关注。他本想回到母校云南大学，不过最后被云南师大“抢”去了。“我的材料都到了云大，最后教育厅出面，说要我一定到师大。”

不过，李康龄说那个时候管理者们显然还不能深刻理解人才和知识的意义，“社会上都是这种情况，把人找过来的热情很高，但是如何用好人还是有些欠缺。对于他们来说，把人留下来、技术归队就行了。其实还差得远。”

但是，毕竟从这时起，李康龄和王若碧无论在生活还是事业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段落。

为了被染绿的滇池

王若碧说李康龄是“盘子外专家”。

研究了几年农药，李康龄觉得需要把自己的知识放在滇池治理上。

事情从1987年开始。有天李康龄去大观河，发现这条滇池的支流出现了污染，并且已经开始波及滇池北部的草海。“那时其他河还都是清的，”李康龄想了想说，从80年代到现在，昆明的城市规模扩大了不止10倍。如果从50年代算起，有20倍。

这年他布置给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就是大观河的污染情况。

李康龄还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市环保局。环保局局长也很发愁：处理不了这么大水量。他建议李康龄去污水处理厂帮忙

1989年，昆明第一污水厂开始建设，是为治理滇池的开始。

1994年，滇池的主体部分外海因为蓝藻的扩张而变绿。那年春天，李康龄和同伴按惯例去滇池取样考察，结果目睹滇池的巨变，老教授们都说不出话来。

21年间，李康龄和他的老伙计们徒步、骑自行车走遍了滇池沿岸和29条入滇河流，不断刷新着民间监测滇池的纪录。

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奔波辛苦不算什么，最让他们挂心的还是治理滇池的建议和方案。

这是不同于目前主流认识的治理方案。李康龄等人认为，可以用化学方法对入滇的污水和滇池水进行处理，并且充分利用其自降解和自净化过程。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投资几亿元的工程足以解决滇池的污染问题。李康龄等人还据此对之前治理滇池的许多方法提出了质疑，比如开通西园隧道排污等。

2001年，李康龄发表了这一成果，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相关部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结果一位负责人说，目前的治理方案是经过省市领导决定的、经过人大通过的??某些方法是将治理滇池简单化??

李康龄不服气：可以用科学来反驳我，但是谁决定的并不代表能否成功治理滇池。

2007年，云南省政府公开向社会征求经济社会发展诤言。李康龄和同伴写了6万字、110页的《滇池治理的思路与建议诤言书》。

2008年4月，云南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给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与市长张祖林写信，推荐在滇池污染治理中采用诤言书的思路和建议。

王若碧说，其实李康龄出了治理滇池的论文和书后，相关部门和专家都曾来要过。而昆明市近期采取的禁止在滇池流域养殖牲畜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入滇池河道周边城中村整治等措施，都可以在诤言书中找到相似内容。

父母的心里很干净

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王若碧很少像其他人那样谈到物质生活的巨变。她说得很简单，我们就跟着国家进步。

老两口住在云南师大的家属楼里，屋子很小。曾经有机会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觉得离学校太远。

大学教师李康龄和中学教师王若碧着实影响了自己的女儿，“她小时就喜欢拿个黑板给小朋友们上课。”

女儿李晓晖生于1968年。考大学时，王若碧对她说，改个专业好不好？李晓晖说，就是要当老师。

她说，父母的心里很干净，这个别人比不了。 李康龄不管家事。觉得自己衣服破旧了不好上讲台，就对王若碧说，去给我买件衣服吧。

尽管记者再三“诱导”，王若碧也说不出第一次买电视这种故事。她说来说去，都是教师在社会上地位的变化。王若碧讲，1978年后教师真是有了地位了，不过后来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好多人创收去了。她叹了口气说，过去中央还有领导说老师也要创收，这怎么能做好本职工作？

只有一件事让老人印象很深：李康龄受邀请去参加了一个会，发了言，拿了钱，500元。回到家他跟老伴说，就这么一个会还给了500元，真是和过去没法比。

当年李康龄申请了3万元课题经费在学校的池塘里搞污水处理。最后做成果总结，想给每个出席的专家50元交通费，结果大家说李老师太辛苦了，还是不要这钱了。

现在在云南省旅游高级职业中学当教师的李晓晖，有着和父母不同的想法。比如她觉得，父亲完全可以用手上的技术办个公司，赚钱是肯定的，何必做费力不讨好的研究。

不久前，滇池管理局给李康龄回信，“说这个治理思路与目前市领导的想法很相近，希望我多发挥作用。”现在，李康龄最大的愿望是见见书记和市长，当面陈说他的治滇之策，“只有我自己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