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同性恋活动家开始对那些“治疗”的说法感到厌倦。对于象伯格勒、比贝、邵卡利之等专家们的自以为是，同性恋者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对心理学专家们的深深敬意开始在同性恋社区内部讨论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专家们及其动机的怀疑。伯格勒被认为是为了“狂热的道德主义”而背叛了科学，并被讥刺为“自以为是的长舌妇”。艾尔文·比贝和查尔斯·索克里克兹的名字则成了精神病治疗法对同性恋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的代名词。

但是对同性恋者的心理状况的研究还是占据着同性恋运动的核心地位。“我认为这场运动取决于对‘同性恋是不是疾病’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太辛协会华盛顿区分会主席，法兰克·凯蒙尼说。凯蒙尼曾在二战中服役，当时他在军队中做天文观测，于1957年因为同性恋情败露而被开除出军队。出于对同性恋运动的“温顺、谦卑、辩解”式的语调的不满，凯蒙尼开始对精神病学界权威提出清晰有力的批评。“我在这场心理病理学的争论中决不会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任由他人随心所欲地来处置我。我想在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事件上积极主动。”

在凯蒙尼的大胆带动下，华盛顿及其它地区的同性爱组织马太辛协会成员最终于1965年采纳了下列建议：同性恋不是“疾病”，而“仅仅是一种和异性恋平等，并且在种类上也相同的喜好和倾向，或者说习性”。对于如此直接挑战心理学现有的理论，很多同性恋活动家也心存疑虑。但是对这种同性恋非病理学说的争议，逐渐让位于新兴起的自我认同与依赖。当时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巴巴拉·季丁丝后来回忆说：

我们深陷于精神病学对同性恋的观点中无力自拔，法兰克的学说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最终被东海岸的同性恋组织采纳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同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终于可以说：“看，是心理学家们在制造问题，而不是我们。我们将抛弃他们，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我们要走出来争取应有的权利，而心理学家们只要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

一旦同性恋者开始相信自己的理论，同性恋运动的目标和方式就发生了剧变。当时的黑人民权运动也对同性恋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让同性恋看到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何等重要。他们对于依赖专家们来促进理解越来越不抱希望，于是开始依靠自身集体的力量去为“同性恋”这件事本身辩护，而不再局限于为单个的同性恋者申辩。六十年代的一位女同性恋者说：

如果人们只是认为我们“不同”，而不是“病态”，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让世界改变我们。病态的一个仇恨歧视的社会，而不是我们。

在同性恋活动家的日程上，促进自我认同和推动社会改变被放在优先地位。同时，争取公众的理解仍然是重要的目标之一。

在这种全新的学说框架下，心理学专家关于同性恋的所有论著和所有治疗都和几年前看上去截然不同了。心理治疗专家在被一些人看成富于同情心的治疗者的同时，被另一些人看成邪恶的敌人。同性恋活动家们不再讨论把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的技术细节，也不再讨论哪种治疗方法更有效。改变性倾向的技术在道德含义上受到了怀疑。

关于“治疗”失败的故事也开始流传。在1969年以后，一些同性恋者揭发了他们是如何受到“有益的专家们”治疗的。这些描述为同性恋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词，显示出对同性恋的恐惧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同时让人们看到改变社会现状的迫切性。这些同性恋者的经历之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仅因为是亲身经历，同时也揭示了在得到求治者绝对的信任和忠心后，专家们如何易于滥用这种权力来折磨同性恋者。治疗不仅仅是一种侮辱，它是一种对曾经信任过它的同性恋者的凌辱。

例如，在1971年，克里斯托福·豪布生讲述了他是如何渡过14年的心理治疗的，而同性恋运动才使他最终结束这场折磨。从中学的最后一年开始，豪布生就因为“迫切地想变成一名异性恋者”而开始寻求一系列治疗。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他一直急切地要接受惩罚，急切地要接受医治。但是对那个令他痛苦的问题，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内心的罪恶感也没有丝毫减轻。最终在他的朋友们参加了妇女运动后，豪布生认识到“治疗医生没有能帮助我正确地理解我自己，我需要的是克服对自己的无知。突然之间，一切变得很清楚：医生的失败是因为他们认定我是有病的，同性恋是一种病。而这种假设根本就是错误的”。豪布生认识一些自身为同性恋者的心理分析家，但他的医生则坚持认为不存在同性恋心理分析家。豪布生愤而中断了治疗，并勇敢地在同性恋运动中公开亮相。“在整个美国，”他写道，“有上千的人在接受治疗，还有更多的上百万的同性恋者处于心理学教条产生的无处不在的社会影响之下。他们只有在社会抗议风潮的帮助之下才会有勇气亮相。”

最辛酸的故事是那些已经有了一定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老年人。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去除自己的同性恋性倾向。前纽约市卫生保健部长、全国同性恋特别会议主席霍华德·布朗博士因为一名记者威胁要公开市政府里的同性恋官员而辞职。1973年，布朗博士公开向他的同事讲述了辞职时的痛苦心情：“我感到自己仅仅因为性倾向而受到了谴责，但我又无力为自己辩护。”甚至在他的亮相发言被《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以后，他仍然感觉自己和周围年轻的同性恋者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他们对我艰辛的努力不屑一顾。因为以前接受的很多精神病学关于同性恋的陈词滥调根深蒂固，很难从脑中去除，我还是相信同性恋者是情感有缺陷的自恋者，同性恋者永远都不会象异性恋者那样全心全意去爱，我还是相信我们是天生地肤浅和不负责任的。”他说。

布朗和精神病学的接触开始于1942年，当时他正准备进入医学院就读。他焦急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一名精神病医生，这位医生的回答是：“同性恋不可能成为医生，他们只能成为发型师。”在服兵役期间，布朗研究了军队的诊断清单，发现像他自己那样的同性恋者被归类为“生来就是在心理病理上低等”。在医学院就读时，他的教科书写道：同性恋病人是易于冲动和不成熟的，同性恋者对社会道德风尚和标准极少或根本不考虑。由于感受到急迫的危机感，布朗深信自己将过一辈子悲惨的生活，他决定接受心理分析。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每周四次对医生描述他的梦境。心理分析的花费比他所有其他生活费用的总和还要多。“斯耐尔博士让我相信，我不可能恋爱──真的，没有同性恋者能恋爱。我又花了二十年时间才从心理分析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也就是说，我在二十年后才开始认为我和其他的同性恋者是具有存在价值的，是具有能力的。”基于自己的经历，布朗总结说：“如果精神病专家从一开始就对同性恋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可能会过得好一些。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积极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受到的尊敬使我们生活得更糟糕。”

马丁·都伯曼是一位获奖的历史学家和剧作者，他用非常个人化的笔调描述了对治疗的狂热追求如何污染和控制了一个前途无量的生命。在都伯曼从一所进入另一所精英学院的同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他的生活被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喜悦的学术生活，另一半是地狱般的内心世界。他在1991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感受：

“我的学者地位越巩固，我对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当时的精神病学定论）就担心得越少。在潜意识里，我接受了社会的定论，即我是有缺陷的。但是，我现在感到自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越过这种控诉了：我不是完全无用的，只是在感情生活上有残疾。 ”

１９５７年，当都伯曼开始了他漫长的心理治疗历程时，他没有听说过艾弗伦·胡克，也不知道刚刚开始出现的同性爱组织马太辛协会。他当然也从未认真地想过他的性向有可能是“正常”的。相反，他写信向爱德曼·伯格勒寻求帮助，并与一系列医生合作以寻求改变。

他于六十年代参了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这些努力分散了他对“强迫性的正式地分析我是谁”的注意力，使他自我感觉好了些。但是与豪伯生不同的是，都伯曼没有参与同性恋组织，也没有从政治参与中得到个体解脱。多年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他的同性恋倾向不是感情紊乱，而更可能和文化压迫有关系。他在治疗过程中接受的破坏性的重复教育──他是不成熟的，有病的，不完整的──在他脑中被固化。甚至直到石墙事件发生，并目睹了1970年纽约第一次同性恋骄傲游行以后，都伯曼仍然在日记里写道，那些参加者不过是一些“走在另一条治疗信仰之路的残疾人”。

都伯曼在六十年代的治疗医生卡尔（化名）赞成当时流行的分析治疗的框架。卡尔告诉都伯曼，他和母亲的关系是一种错误。作为变化的开始，他必须抛弃这种“不健康的共生”关系。卡尔向都伯曼保证，经过一些努力，他的“异性恋倾向就会得到解放”。卡尔还建议他“和一个老年男人（指卡尔自己）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这对于“治愈成长过程中和父亲疏远带来的伤痕”是必要的。

在石墙事件和1970年他的四十岁生日后，都伯曼逐渐向同性恋运动靠近。他鼓起勇气停止了接受卡尔的治疗，并在1971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和他在次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亮相。他参与了同性恋学术联合会，并与艾尔文·比贝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公开论坛上辩论。

“我认为自己承受的这些是不值得的，”他回忆1970年时的思考说，“我完全失去了自由，我有那么多对自己的负面评价，这些消极态度到现在还依然存在，尽管我努力想去除它们。”

尽管接受经典的分析治疗的男同性恋者在总数上并不多，因为大部份人都无力承受这种昂贵的治疗，但在五六十年代接受治疗并公开的女同性恋者人数则更少，有理由相信女同性恋者和治疗者的交往过程和男同性恋者相似。“根本没有效果，”乔伊·汤琴这么评价她在六十年代接受的治疗，“但是当时我确实想变成一个异性恋者。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我看不见任何希望。”

无论在病人开始治疗时是怎么做或怎么想的，治疗医生总是自动地认为他们的性倾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女同性恋者被不断教育：她们和别的女性的感情和性方面的联系是一种变态，会带来悲剧；她们与母亲的关系使她们在年轻时代误入歧途。“你很幸运没有自杀，你可能还有希望。”一位提供女性咨询医生这么告诉她。

医生们常相信女同性恋者需要外界的帮助来改变她们的性行为，并变得更有女人味。比如，经常有家长因为他们的女儿显出男孩气，或和别的女孩过份亲密而送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一旦进入治疗，医生们就鼓励病人沉迷于对男性以及和男性发生关系的性幻想中，因为他们认为病人需要的就是克服她们对与异性交媾的恐惧感。治疗者也尽力让女同性恋病人打扮得更女气，似乎化妆品和高跟鞋能保证她们变成异性恋者。一位女同性恋者回忆，医生试图让她在催眠状态下穿上裙子！